2014年，一个还俗和尚的画作被炒到了1173万元的天价。

而这位作者也很快荣登胡润艺术榜单，成为了“在世十位国宝艺术家”之一。

然而，世人对于这位画僧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很多人说他抛妻弃子15年，出家和还俗都不过是炒作的手段而已。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画家史国良的一生。

绘画天赋

1956年，史国良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即使父母省吃俭用，也很难让一家八九口吃饱穿暖。

在贫困的家庭条件下，几个兄弟姐妹都没读过多少书就退学了。

史国良是最幸运的一个，他不仅学习成绩好，一路读书读到了高中，而且从小就展现了独特的绘画天赋。

小时候的史国良经常将家里的地板、玻璃和墙壁当作画板，但是父母却从不责怪他，反而觉得他画得非常好。

父母的鼓励让史国良更加痴迷于绘画了，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喜欢去给画师打下手，从而观摩前辈的绘画技巧，以便自己练习和临摹那些知名的画作。如《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就是他最喜欢，也是画得最熟练的一幅作品。

从小到大，史国良从未因为学业繁忙放弃绘画，甚至经常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1973年，在父母的支持和老师的鼓励下，史国良考入了北京第三师范学院美术班学习。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尤其是结识了恩师周思聪、黄胄等著名画家，在他们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逐渐走上了写实派中国画的创作。

1978年，史国良考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美术研究生。

这个决定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冒险的，至少那时候美术生的就业机会远不如其他大学生。

出于热爱，史国良坚定地继续选择了绘画，并且更加努力地研究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在校期间，他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基本作业以外，每周还会骑着自行车外出写生，以此来锻炼自己的绘画能力。

远超常人的绘画天赋和十几年如一日的绘画热情，吸引了喜欢国画的女同学刘玉梅。

而刘玉梅穿着高跟鞋举止优雅的形象，同样令史国良怦然心动。

两人通过一个眼神便记住了彼此，随后在一次大学团建活动中再次相遇。

这一次，史国良鼓起勇气上前打招呼，刘玉梅也开朗大方地做起了自我介绍。

刘玉梅的父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书记，史国良对这个身份有些担忧，感觉自己高攀不起。

但刘玉梅却看出了他的担忧，笑着说：“我父亲虽然是国画系的负责人，但是却不是一个封建的人，他提倡自由恋爱，非常民主。”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

在绘画的话题上，两个人似乎永远有聊不完的话，彼此引为知己，并且在相恋一年后就结婚了。

刚刚毕业的夫妻俩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连一个像样的住房都没有。

好在不久后，史国良就被分配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总算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不过，这个婚房可谓是简陋至极。因为当时学校房间不够，他们只能在走廊尽头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小屋，但两人都没有因此产生过多抱怨，反而颇有些安贫乐道的豁达。

婚后两年，凭借长期高昂的创作热情，史国良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名的作品，在艺术圈极有名气。

他不仅调任到了北京画院，还举办了几次观摩展和速写联展，尤其是1984年的作品《访状元》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让他成为了中国画坛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家庭方面，史国良与刘玉梅夫妻恩爱，生下了一个儿子，可谓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令人羡慕。

然而很快，史国良就迎来了人生中最艰难灰暗的时光，一度让他抛妻弃子长达15年之久。

灵感枯竭，远走海外

1985年是史国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受“八五新潮”的影响，过去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歌功颂德的题材受到了文艺界的批判。

以人本主义和解放个性为主题的艺术追求开始成为时代主流，大量西方艺术文化作品和哲学理念被介绍和引进。

这对于坚持中国画创作的史国良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变化。

相反，他成了受冷落和批判的对象，质疑与失落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苦闷。

他经常将自己所在画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还因此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

即便如此，史国良也不得不承认，他被主流的艺术文化抛弃了。

从1984年到1989年的5年时间里，他创作出的重要作品少之又少。

在这期间，妻子刘玉梅为了负担起养家的重任，一度去当过餐厅的服务员。

平时，看着痛苦酗酒的丈夫，她也不愿意过多责备和埋怨，只能在他醉倒后默默照顾。

为了摆脱这样的创作困境，史国良经常前往西藏，试图利用独特的宗教元素引爆灵感，让自己创作出一些风格新奇的作品，《刻经》就是他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

新作品的问世让史国良感到了新的创作机遇，于是他趁着当时的“出国潮”，在1989年离开妻儿，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开始探索西方艺术创作的道路。

然而，这次出国之旅却让他陷入了更深沉的苦闷之中。

独在异国他乡的史国良，因为语言不通和没有家人的照顾而更感孤独，甚至常常因为没有收入来源而吃不起饭。

所幸他遇到了许多热心的朋友，让他有机会在加拿大举办个人画展，能为他的基本生活提供经济保障。

在艺术创作上，史国良陷入了更深切的迷茫之中。

出国没有让他探索出西方美学，反而让他连中国画也不会画了。

由此，他既无法被外国市场所接受，也无法适应中国新观众的审美，渐渐地无法再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之中。

在8年间，除了《刻经》在1994年获得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外，他没有任何获奖。更关键的是，没有创作出任何一部重要作品。

剃度出家

长期的颓废让史国良再次寻找起了自我救助的办法，他曾经再次返回西藏的寺庙去，希望圣洁的高原能够带给自己帮助，但是收效甚微。

在加拿大的时候，他听说星云大师非常出名，常常到美国的寺庙去寻找救赎之道。

一次偶然的机会，史国良见到了星云大师，对方偶然间说了一句话，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星云大师和他聊了一会儿后说：“史先生，从哪个角度看，您都像个和尚。”

这句话让史国良愣了神，接触多了宗教以后，他特别相信宿命这个词，不禁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今生我注定要当一次和尚吗？”

那天晚上，他和星云大师彻夜畅谈，从画画讲到佛法，又从佛法讲到人生和世间万物。

星云大师对人生与世俗的看法，让史国良很受启发，许多之前困扰他的事情也瞬间豁然开朗。

“人生有舍才有得，史先生的顾虑和挂碍太多，当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便会变成烦恼，你的烦心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不如暂且放弃他们，专注于一件事情。”

这些谈话让史国良恍然大悟，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放弃画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去养活家人；还有一条路是放下家人和世俗的杂念，一心沉入绘画的世界。

史国良选择了后者，他将剃度出家的决定告诉给了妻子。

刘玉梅听到这个决定后感到非常难以置信，哭着询问了原因。

但她没有胡闹纠缠，更没有过多地劝阻，她很清楚当一个人心中有了决定后，任何外人的劝说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与其徒做口头的争辩，不如想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就这样，夫妻俩在1995年签了离婚协议，刘玉梅带着孩子生活在加拿大，史国良独自前往了星云大师在美国的西来寺出家为僧。

沉心入画

作为曾经中国画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史国良剃度出家的画面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一下子震惊了圈内人，无数人骂他抛妻弃子，但他却决心与青灯古佛为伴，再不问功名利禄和世俗评说。

出家之后，史国良的生活突然变得非常简单，每天除了撞钟念经以外，就是在寺庙里观察自然，将心沉下来，让自己进入到画中去。

不过，擅长描绘世俗普通人的史国良，对于在寺庙里只能画花鸟鱼虫和自然万物很是苦恼。

一番思索之后，他回到国内，在河北柏林禅寺重新剃度，一边在寺庙里听着空灵的撞钟声，一边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观察和记录着世俗。

15年洗尽铅华，史国良不仅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到了中国画的创作之中，而且还希望能把自己从佛教中感受到的人间美好画成绘画传达给世人。

这种从世俗画家到画僧的角色转变，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生活体悟，让他可以以更宏阔的视角和更深入的刻画来表现西藏题材。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史国良开始参加佛教协会和美术协会举办的社会活动，甚至到大学里去当客座教授。

虽然这些活动包含了很多慈善捐款活动，但不少人仍然认为他当和尚就是一场大型“炒作”，美术圈说他通过歪门邪道给自己扬名，给自己的作品抬高身价，佛教圈的人则说他把佛经念歪了，把佛教带偏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1995年出家以后，史国良出现了井喷式的创作，并且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大量的作品都以几百万甚至1000万的天价拍卖了出去。

还俗回家

随着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妻子刘玉梅再次带着儿子找到了他。

这些年，刘玉梅没有改嫁，而是一个人带着孩子苦苦支撑着，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还俗。

小时候，儿子问起父亲去哪了，她总回答说出差去了。

但当儿子渐渐长大，很快知道父亲出家当了和尚。

“我不希望人家看见我爸是个和尚！”

儿子再次见到史国良后说的第一句话，让这位成名已久的画家再次陷入了久违的无力之中。

当晚，夫妻俩谈了很久，说得最多的还是儿子的话题。

刘玉梅不放心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她知道孩子这些年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受了不少委屈。

“你走后，我总觉得亏欠他，对他骄纵了些，原以为母亲的爱多些，父亲的爱也就弥补过去了。”

“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选择苦了你和孩子。”

这句话让夫妻俩陷入了一阵沉默，随后刘玉梅再次开口，

“他很爱画画，这一点特别像你！”

这句话让出家多年的史国良突然感到了家的温馨，对于父子之情的渴望突然强烈到了极点。

此后，刘玉梅经常带着儿子去找史国良，父子俩因为在绘画上的共同爱好，一起外出采风。

亦师亦友的关系让史国良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家里乱画的时光，也想到了在大学的时候与恩师学习画画的岁月。

渐渐地，儿子对于这个当和尚的父亲不再排斥，尤其是当有一天被喊了一声父亲后，史国良那颗出家已久的心抽动了一下。

2010年，出家了15年的史国良决定为了儿子还俗，重新回到家人的身边，以便能够更好地教他学习画画，同时弥补多年来对妻子的亏欠。

2014年，史国良在10多年前完成的画作《转经图》，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以1173万元的天价卖出，一时间引发了美术圈的轰动。

曾经那个画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真正的巨星艺术家。

但是回顾这个转变的过程，史国良一家为此吃了太多的苦头。

“千帆过尽，终归平凡”，这句话或许就是史国良一生最好的总结了吧。